影評|《左撇子女孩》:沒有權與力的父權,如何構成壓迫?

圖源:光年映畫

我一直對今年台灣送交奧斯卡國際影片的《左撇子女孩》感到好奇。尚未觀影之前,這部片便伴隨著一系列新聞討論,加上由去年獲得奧斯卡肯定的《艾諾拉》導演 Sean Baker 擔任監製,很自然讓人期待它會延續其一貫的創作關懷——以底層人物為核心,結合現實殘酷與荒誕幽默,描繪被結構性壓迫的人生樣貌。這樣的背景,使《左撇子女孩》成為一部話題性極高的台灣電影。

然而,實際觀影後,我的感受卻與期待有所落差。若以十分為滿分,我會給這部作品 6 分。問題並不在於它缺乏企圖,而在於核心敘事顯得生硬,主題與劇情之間的連結並未被完整建構;對父權的批判,以及女性自我意識的呈現,也未能如預期般細膩而有說服力。


圖源:光年映畫


「左撇子女孩」的象徵設定

從表面設定來看,《左撇子女孩》試圖描繪女性在成長過程中,因父權思維而無法成為真正的自己。片中最直接的象徵,便是小女孩宜靜的左手——被外公視為「惡魔的手」,強迫她改用右手,意圖抹除其自然狀態。這樣的設定顯然指向上一代父權觀念對「自我意識發展」的壓抑,而宜安被禁錮、受壓迫的心理狀態,最終在電影尾聲被攤開與坦白。


圖源:光年映畫


三個女性階段的隱喻設計

電影試圖以三位女性角色,對應女性生命的不同階段:
宜靜象徵童年、宜安象徵青少年,而母親淑芬則代表成年女性。

三個角色的人生處境,皆被設定為在父權社會的觀念下承受不公平的命運。宜靜被灌輸「左手是錯的」,將過失歸咎於自身的「惡魔性」;宜安因家庭經濟的崩解而偏離原本的人生軌道,被迫提早進入成人世界;淑芬則因丈夫事業失敗與債務問題,背負長期而沉重的生存壓力。三人看似都無法自由地成為自己,被體制推向「不得已」的人生。

若僅從設定來看,這套隱喻結構並不具備足夠的父權批判潛力。


圖源:光年映畫


失焦的敘事論述

這套論述在實際觀影中也並未被轉換成有效的敘事脈絡輔佐主題的批判力道。觀影當下,我反而感受到敘事的混亂,因為電影始終未能清楚回答:它究竟想控訴的是什麼?

是女性的無私付出?
是男性的逃避與不負責任?
是「惡魔之手」作為推卸責任的象徵?
還是命運翻弄下的無可奈何?

片名《左撇子女孩》本身,並未在敘事中發揮足夠的點題功能。即便觀影結束後,我仍難以將「左撇子」與「女性遭受父權壓迫」建立清楚而必然的連結。若左撇子僅僅指涉「使用左手的人」,那麼它所象徵的,頂多只是長輩對傳統的迷信與固守,而非一套具有壓迫力的父權結構。


圖源:光年映畫


父權,還是選擇的結果?

更關鍵的問題在於:片中的男性角色,並非迫於結構而被動出現的「唯一選項」。無論是破產的丈夫,或檳榔攤的老闆,都是女性角色基於自身意志所做出的選擇。若要將這些選擇的後果全然歸因於父權社會的逼迫,這樣的論述其實是薄弱的。

電影中的宜安與淑芬,都是真心愛著身邊的男性,並自願付出與犧牲。宜安在發現老闆未離婚、對她有所欺騙後選擇死心;淑芬則為了承擔伴侶的喪葬費而欠下麵攤租金。這些行為更像是對「愛情」的投入,而非單純被父權宰制的結果。

問題也正出在這裡——當敘事主軸從「父權壓迫的體制」逐漸滑向「愛情的偉大與犧牲」,整部電影反而失去了原本應該清晰的批判核心。因為愛情本身並不是父權,它是自由的、自私的,甚至是高尚的情感。淑芬對伴侶的愛讓它扛下家中的重擔也要幫丈夫走完最後一程,在體制內家人的再三勸阻下,淑芬依然決定履行對另一半的照顧。要說它是被父權框架影響而迫而行動說不過去,因為真正驅使它行動的理由正是「愛情」。這一決定讓宜安無法過上正常的生活與同學分道揚鑣。


圖源:光年映畫

三個秘密的揭露,卻未能加深主題

電影最後以三個「秘密」的揭露作為高潮:

第一,是宜靜偷東西的秘密。她用左手偷竊,並將行為歸咎於惡魔,最終在宜安的引導下歸還並道歉,同時要求外公停止灌輸「惡魔之手」的觀念。

第二,是宜安懷孕的秘密。檳榔攤老闆與老闆娘闖入場合,要求只有生下男孩才願意負責。這段情節刻意引入「重男輕女」,卻顯得突兀,因為老闆與宜安在之前的對話中並不能感受到老闆對男嬰的執著或是父權的表態,反而宜安的強勢顯得老闆是個軟弱無力的上司。對比強勢的妻子讓父權更顯無力。

第三,是宜靜的身世之謎。宜安當眾坦白宜靜是自己的孩子,是圖以揭露謊言的方式,直面自己與孩子的處境。讓現場的外婆與淑芬丟臉,藉以逃離淑芬預設的家庭框架。

這三個秘密的揭露,並未讓「父權社會的荒謬」更加立體,反而暴露出本片的核心困境:
沒有權、沒有力的父權,要如何構成壓迫與恐懼?

外公並未在敘事中展現實質權力;檳榔攤老闆擁有選擇權,卻缺乏支配力;母親淑芬則是「有力但無權」的父權代理,卻因自身處境無法說服女兒。當父權既不具制度性力量,也未形成實質威脅,壓迫的張力自然無法成立。


圖源:光年映畫


對照《艾諾拉》,問題更加清楚

將《左撇子女孩》與《艾諾拉》對照,問題便顯得更加清晰。同樣描寫底層女性的生存掙扎,《艾諾拉》卻能清楚區分愛情、金錢與權力的關係。性與交易被職業框架包裹,夢想破滅源於結構現實,而非情感混淆;最終留下的,是被理解與被擁抱的瞬間。

相較之下,《左撇子女孩》對愛情與父權的界線始終模糊,使得最終的控訴既不具體,也缺乏重量。畢竟,一個沒有權與力的父權結構,終究無法為「自由的解放」賦予更深層的意義


圖源:《艾諾拉》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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